“国强民弱，国弱民强，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故曰：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商鞅《商君书》
在《战国策-楚策》中，曾记载这样的故事：在战国中后期，由于一连串的外交与军事失误，楚怀王在与秦国外交中被扣留。公子横得知了楚怀王被秦国扣押消息以后，急匆匆的打算从齐国回到楚国成为楚国的国君，就告知了齐王。结果，齐国国君齐闵王却藉此敲诈太子横，要他答应给出东部500里土地才能放行。太子横同意了齐王的要求，并回国即位为楚倾襄王。可是太子横一回到楚国，齐国马上派使臣过来要接收土地。太子横不想给，但是君王毕竟是一言九鼎，说一不二的。于是，楚顷襄王就召来大臣们商议对策。首先是上柱国（楚国的最高军事统帅）子良，子良告诉楚王，君王就应一言九鼎，既然答应了齐王，不如先给齐国土地，我再带军夺回土地。其次是昭常，他告诉楚王，所谓万乘之国，就是拥有强大的军队和土地，给了土地，那么楚国就没有万乘之国的实力了，所以愿意帅军誓死守卫土地。最后是景鲤，他说，大王既然答应了齐王却又不想给，那么一定会在天下诸侯面前失去信义。不过我愿意前往秦国请求秦军帮助。楚王把这三个人的计策都告诉慎子，采用谁的好。慎子回答：大王您同时采用三个人的计策——先让子良告诉齐王同意给五百里土地，再让昭常为大司马带军守护东地，最后让景鲤去秦国求援，这样就可以保住五百里土地而让齐国无话可说了。楚顷襄王按此做了，果然，齐王听了昭常的话，派人接收土地，但是昭常却告诉使臣自己和东地共存亡，激怒了齐王，齐王决定发兵攻伐楚国东地。这时，秦军却来到了齐国西边，告诉齐国：你们扣押楚顷襄王，是不仁；索求土地，是不义。如果齐国要执意攻伐楚国东地，就等著和秦国决战吧。齐王害怕了，退兵不再动楚国，楚国保住了东部五百里土地。由是观之，在复杂的博弈中，弱势的一方只有在与强势一方的周旋中站稳脚跟，才能获得想要的结果。所以，放之个人，如何与强势方的考量就颇为重要了。放之时政领域，更是在各种不同立场中相处极为重要的事。
那么怎么在强势与弱势中，保持均衡并且得到其他不同族群和不同立场的人的共识呢？诸如某天，我加入某个组织或者结识某一群的好友，我又要怎么尽快的和对方达成共识呢？而这，就是笔者所讲到的强弱论。
现在，我们将我方与对方分为强势一方与弱势一方。这个强势与弱势，即是实际力量的对比，也是自身能够拥有力量的对比。例如对方是个国内建制派粉红，而我可能是个左翼或者是其他什么，那我显然的处于“基于意识形态力量”的弱势方；而假如我是中国人，而对方是个港台人或者其他海外华人，那我就是处在“基于整体力量”的强势方。因此，强势方和弱势方之间的达成共识，也是一种对于力量对等化需要的结果。
那么，在实际过程中，要如何操作呢？我认为：强势方重态度而轻立场，弱势方重立场而轻态度。现在，假如笔者sunrise作为一个香港人，假设对方是一个中国人，我要怎么在不知道立场的情况下让我们两个人达成共识呢？首先，我所能知道，香港面对中国，不仅是弱势方，还受限于强势方。当受限于强势方的时候，则对方就需要拉拢强势方的一部分人来为你所用，以此来增强你的力量台湾人和香港人的不同性在于：前者虽然是弱势方但并不算特别的弱势，是有西方自由世界的保障的，所以受限于强势方并不严重甚至很小；而香港人不仅是弱势方还是受限于强势方的弱势方，你的发挥空间非常小。对应在强弱论上，台湾人虽然弱势但不至于受制于人过多，而香港就完全不是这样了，你在国安法下怎么都会被限制。所以，香港人理论上更应该需要中国人来支持和帮助才是正解，你就更应该表现出对中国国内同一战线人物的拉拢了。就像是伊拉克人对友好的美国人让他们美军滚出伊拉克，这是不可以的，因为你伊拉克相比于美国你太弱势了，你越是弱势就陷入被动，越不能让对方完全认可你的所有的主张。
所以如果我是香港人的话，我会首先降低我的立场，例如我要是一个黄丝/香港本土派的话，我不能上来就把我的门框放在必须要香港独立这个位置，由此造成大量可能偏向中间亦或是民族情绪比较重的国内人因此而失去对我的支持，而是先表示更多我对中国和香港的民主认同和民族认同。由此，我把我的立场降低，确保对方更能认同我。因为我是弱势方，我的立场一定不能激进，否则会导致强势方的完完全全的现在我的对立面，成为我的敌人，这样就会维持一个颇为不利情况。所以，这样就能拉拢强势方的一部分人来支持我。但是，如果对方是一个明确亲共明确不会和你合作的人（诸如对方明确就是个中国国内的建制派粉红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对他下逐客令，你就要强调你的反共立场把他劝退。由此，确保这些人成为你的敌人由此，就能够拉拢盟友来对付自己的敌人了。
那现在，如果角色互换一下，结果又如何呢？诸如我作为一个国内人，而面对对方一个香港人。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强势方面对弱势方，就要重态度，先摆出自己的态度，再把立场的线放宽。举例来说，现在我sunrise就可以先摆出我的立场，也许是泛左翼，也许是自由派，又或者是其他。那么对方此时可能接受也可能不接受。如果不接受，那么这个时候我把态度放低。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小问题，或者说先去达成一个反共共识，在深入小问题。这个时候也许对方是倾向独派，也许是蓝丝，再也许是其他什么，后面也可以就这些问题深入说说，变相把门槛放高。激进本土派和中国建制派是处境不一样的，中国建制派虽然或许弱智，但是他们不会影响到中国上层社会和政治精英的观点和判断，但是本土派是会的。你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更应该把那些低级人完完全全的排除掉才行。因此，尤其是弱势方最为忌讳的就是重立场又重态度。回到前面的利益，我要是作为港人那应该是向中国人表达你们的民主诉求为主，而不是说，你希望中国人永远都是支那奴隶死几亿人都是傻逼等等等等，这显然是把对方逼到对立面的做法，是一定不可行的。
强弱论的本质，即是如何在完全不同的族群与立场中实现团结的价值。在现实中，可以说是个人 群体政党乃至国际外交的一个重要判断形势，在实际交流中也颇为重要。

“分封诸侯，以建邦国”————《礼记》
封建一词，在中国古代的最早意思便是周代的分封制。唐朝有名的大文学家柳宗元，就写过一篇名为“封建论”，来对比秦代的郡县制和周代分封制的优劣。随著“社会五形态学说”的出现和扩展，“封建”一词逐渐转变为了从秦朝到清朝的两千年历史。
在彼岸的西方，罗马开始崛起，三次佈匿战争让罗马彻底消灭了迦太基的势力，马略改革使得罗马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募兵制取代征兵制（培养职业军队）的国家，而后凯撒征服了高卢，他的养子屋大维统一了庞大的罗马帝国。此时，罗马帝国境内有高卢人 不列颠人 埃及人 希腊人等等各族群。为了管理这些众多不同的族群，到了罗马五贤帝时期，罗马皇帝哈德良和后来的罗马皇帝推动了万民法，并且使得罗马帝国延续了下去。
西方人则把“封建”一词翻译为“feudalism”，他意为贵族和农民之间的土地契约关係，由农民向贵族支付地租和承担劳役的生产组织——庄园制度。公元476年，最后一位罗马帝国（西罗马）皇帝被哥特人废除。日耳曼的蛮族们的入侵，在原先的西罗马帝国领土上建立了各个国家。843年8月，《凡尔登条约》的签订把法兰克王国分成东部 中部 西部三部分。卡洛林王朝统治下，法兰克福王国控制了西欧的大部分地区。随著罗马帝国的灭亡以及西欧各国的封建化，神权和封建法统逐渐的成为了西欧各国的统治基础，并伴随著黑暗漫长的中世纪延续了一千多年。随著拜占庭帝国（东罗马）的封建化和法兰克王国的分裂 奥托一世建立了神圣罗马帝国，“法理”越来越成为国家的统治基础。而法理国家的“法理”是体现在君主上的，君主受到罗马教皇的神权制约，同时又管理统治下的大封建主。1095年开始的十字军东征，狂热的基督徒战士开始试著从穆斯林手中夺取中东的控制权。由此，国王逐渐成为中央集权国家的领袖在此基础下，西欧著名的神学家阿奎那写下了《君权神授》，他认为君主的权利来自神的授意——这与同时期中国的皇权至上是如此的相似。
举例来说，近代英国是通过苏格兰 英格兰和爱尔兰几个王国合併带来的。同样的，西班牙这个国家也是卡斯卡尔和阿方索王国合併的，阿方索王国就是今天的加泰罗尼亚。在此时法理国家统治下的西欧，国家之间的领土疆域是没有确定的法律形式，因而也就使得法理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完全的与君主个人以及西欧一千两百年的封建法理绑定在了一起。
在神圣罗马帝国，帝国内的公爵会先互相选举出“罗马人民的国王”，选举方有7个选帝侯，其中3个是总主教，4个是世俗贵族，然后由教宗加冕为皇帝。在不列颠半岛，1066年征服者威廉建立了诺曼底王朝，但王权的加强却引发了社会矛盾的激化。1215年约翰被迫签署《自由大宪章》，国会分成了由贵族组成的上院以及代表骑士、市民的下院，这就是议会制的雏形。1453年，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佔领了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在乌尔班大炮的轰鸣中，漫长的中世纪结束了。
随著欧洲三十年战争的爆发（这个详细我以后会再说），这场战争以波西米亚反抗哈佈斯堡家族统治的奥地利开始，使各德意志邦国的人口被消灭了约25-40%，厌倦了无休无止的战争的西欧各国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随之诞生的“主权”以“主权国家”的形式使得近现代国家的领土疆域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主权和主权国家的发明第一次开始挑战了法理国家的封建法理和君主的权威，但封建法理仍旧时刻的影响著西欧各国。由此，天主教于是，太阳王路易十四高喊“朕即是国家”，他将自己深刻的和整个法国波旁王朝绑定在了一起，成为了西欧最具有王权至上意味的国家；另一边，在神圣罗马帝国，原本只是勃兰登堡大公的普鲁士国王，他从波兰那裡得来的王位。结果因此，神圣罗马帝国内部讨论了半天，要求勃兰登堡大公只能自称“在普鲁士的国王”，而不是“普鲁士国王”。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法理成为了西欧各国的统治基础。
随著法国大革命和拿破崙军队横扫了整个欧洲，拿破崙正式的以“法国皇帝”来称呼自己（在此之前，西欧的各国王都自称罗马皇帝）。法国大革命直接导致君主消失和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西欧各国第一次开始试著打破君主专制的枷锁。于是，君主和封建法理开始逐渐的丧失的他们原先的地位，“民族国家认同”彻底取代了法理国家成为了新的国家执政合法性的基础，这就是“民族主义”。由此，以国族为“Nation”而族群为“Ethnic”诞生了。随著民族主义在全欧洲的扩张，普鲁士开始以德意志民族的形式谋求一个德意志民族的国家。在俾斯麦的带领下，普鲁士以三次王朝战争的形式统一成为了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并且把奥地利驱逐出了德意志。
但是民族主义的扩展，导致了多民族帝国的崩溃和衰亡。这是为什麽呢？因为近现代所有民族国家需要的是基于民族主义的认同和国族认同产生的。在普鲁士的第二次王朝战争中，普鲁士将奥地利哈佈斯堡王朝成功驱逐出了德意志。于是奥匈帝国建立了——以奥地利和匈牙利的二元帝国，两个国家有统一的外交和军事权，但是内政上相互独立，其他的德意志诸邦为自治状态。但是由于被统治民族无法认同主体统治民族，逐渐的使得多民族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衰亡了。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主体民族只有奥匈20%人口的德意志民族，却要面对一个奥匈的军官要会说四种不同的语言，而奥匈帝国国内有十多种语言，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奥匈帝国也迅速的四分五裂了。而随著鄂图曼帝国内部的崩溃，凯尔末成功领导了土耳其共和国从鄂图曼帝国中独立而生，并彻底的终结了哈里发制度，土耳其成为世俗穆斯林国家的秘密也在于此——他使得土耳其转变为了近现代的民族国家认同。
随著秦帝国的建立，秦始皇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封建君主制的中国。封建时代的中国，中国皇帝认为自己统治了“全天下”而自己的国家是“天朝上国”，中国的统治者们也自认为自己统治和管理的范围是以中国和周围蛮族为基础的世界。康熙皇帝和沙俄签订《尼佈楚条约》的时候，就是以“中国”的名义而不是“大清国”。也就是说，古代中国的大一统是以自己(和周边小国)就是全世界来看待的。这就解释了古代中国为什麽长期的统一，因为中国不属于西欧类型的法理国家，而决定这个的是在于，中国的地理环境非常封闭——中国仅有12%的土地面积是平原地区，大多数的丘陵地形，和边疆封闭的环境，造就了中国封闭的环境。而由于中国中原文化的先天优势，外族统治中国以后，由于中国本身中原文明和文化的先进性所以能够同化外族。由于自己是天朝上国，中国开始了长期的朝贡体系，而这个朝贡体系下的各个组成了中国人眼中的全世界，这个思想也直到影响了今天。在1840年以前，由于中国封闭的地理和朝代的传承更替，中国绝大多数时间都是统一的。
唐代以后，中华帝国建立起了以自己为主要核心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体系。作为天朝上国，来册封他国从而建立朝贡关係。在这辉煌的千年历史岁月中，我们在东亚享受著万国来朝的待遇，建立了雄汉盛唐，建立了我们辉煌的华夏文明
1840年中英战争一声炮响，暴露了中国君主专制体制的无能，沉重的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天朝上国跌落为东亚病夫，揭开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主权国家 民族国家的概念在全世界的扩散，中国不可避免的捲入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洋务运动最终因顽固派的守旧而失败，戊戌变法试图改变制度，最终却被镇压。1885年，中法战争爆发，中国失去了重要的朝贡国越南（安南）并被改为法属印度支那。1895年，中日战争爆发，中国失去了最后的朝贡国朝鲜。由此，中国的朝贡体係彻底失效了。朝贡体係的失效，迫使危亡中的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急切的需要新的法理基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就此开始了。
1902年，梁启超在现代民族构建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概念，这就是“中华民族”，以及四大文明古国的概念。他认为，只要生活在大清领土下的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1911年，孙中山辛亥革命提出了“恢复中华”，最早就是要把满清统治者赶出中国汉地然后中国的汉地十八省独立，他试图以当时汉族地区为界，建立一个汉民族国家来反抗清廷的民族压迫，而此时的中华与汉意义等同，为族群的概念。梁启超的劝阻，孙中山又改变了他的想法，提出了“五族共和”。由此，中华民族转变为表示全中国内的所有族群，成为国族概念。这就使得清帝最终和平的让出了权利，而满清的所有领土也由此通过禅让给民国的形式完成了过度。
中华民族的发明是无比伟大的，他成型发展于第二次中日战争时期，他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及民族认同体系在中国输入的结果，他将中国人以92%的汉族人和94%的无神论者聚合成一个伟大的具象化的概念，成功的避免了中国走向所有以奥斯曼土耳其 奥匈帝国 苏联 南斯拉夫为首的多民族帝国最终灭亡的命运，为中国的统一和富强奠定了基础。
为什麽苏联在戈巴契夫以后的当代迅速走向灭亡和分裂了呢？因为戈巴契夫的政治改革使得苏联原有的马列意识形态的统治基础逐渐的不复存在了。苏联人在统治这个庞大国家的时候没有引入一个苏联民族，而在法理上苏联是以加盟共和国的形式存在的。也就是说，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在法理上也能够独立出苏联这个整体的国家，民主化的前提就是需要引入近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而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联邦从苏联独立而出，今天的俄罗斯也是以俄罗斯民族为近现代民族国家为认同的。所以，在斯塔夫裡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他将苏联的描述为一个民族的马赛克，而非美国式的民族的熔炉。
1949年以后，中共从中华民国手中夺取了政权。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际上却是“党天下”，有法律而无法制，有人宪法而无宪政。执政者垄断了所有的社会财富，用高压强权统治了一切，先后造成了一系列人权灾难，数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即使如此，从魏京生到刘晓波，一代又一代人追求民主的道路却未曾有过停止。
1895年，随著第一次中日战争中满清的战败，台湾被割让给了日本并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人对台湾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教育，并在二战时代给予了不少台湾人等同于日本人的自治权。在这个过程中，台湾人逐渐失去了对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认同。1947年的二二八屠杀进一步激化了这个问题，随著台湾经济的发展，台湾人开始要求民主。1979年12月的10日，以“美丽岛杂志社”成员爲核心的党外人士，组织群众进行示威游行，诉求民主与自由，这就是美丽岛事件。1984年“江南案”的发生，迫使蒋孝武作为蒋经国的次子接替蒋经国的打算破产。1995年李登辉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发表了“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演讲以后，台湾实质上以“台湾意识”取代了“中华民族意识”，因此台湾在民主化之馀，开始寻求以近现代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国族认同。在民主和威权的较量中，民主主义最终获胜了。
国家之间的博弈往往会带来领土和主权的变更——由于一战和二战战败，德国失去了东普鲁士；由于美苏冷战苏联的失败，苏联解体而乌克兰独立于俄罗斯。当今世界，近现代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使得民族国家成为主权国家中的绝大多数。而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威权国家转型为近代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民主国家，完成民主世界的统一。
在经历了一系列民族灾难后，觉醒的中国人已经意识到，民主 共和 宪政是现代国家的基础，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多难兴邦，民族自强”，文明的兴衰更替，正是人类千百年历史的汇总。我也相信，中华民族最终能挺过难关，实现民族大同，实现“炎黄世胄，东亚称雄”，恢复我们1840年以前天朝上国的地位，和英美撒盎民族平起平坐，一起促进世界的进步与和谐。

“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论语》
天下动之甚易，安之甚难。自尧舜以至今日，天命观一直是中国人恒古不变的重要思想来源。前21世纪，夏禹在年老时将自己的位置传授给儿子启。于是，夏启召开诸侯会盟，宣告自己将为帝王之事。有扈氏听闻之后，率军征讨夏启。于是，夏启在甘这个地方召集六军，以讨伐有扈氏：“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最终，夏启迎合天道，开始了夏朝的统治。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论述为什么中国出现数千年的朝代更替时，曾是如此评价：一旦王朝创立，那么中国之民众就会来寻求圣贤之道和明君的统治；而当王朝中后期逐渐走向末路之时，中国之民众就会寻求新的圣贤来开始新一轮对圣贤之道的追求。在公元前17世纪，夏朝末代君主夏桀开始了他残暴的统治。为了彰显自己的强大，夏桀将自己比作为天上的太阳，而自己的统治也会如同太阳一般稳固。于是，商汤在鸣条前昭告六军为汤誓：时日害丧，子与汝皆亡——（夏朝民众）夏桀你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我们愿与你一起灭亡。最终，商汤推翻了夏桀的统治，开始了“汤武革命”的新篇章。六百年后，商纣王行酒池肉林之时，周朝开始了新的更替：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于是，周武王战于牧野之前：“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由此，周武击败殷纣而建立周朝，中国历史也由此开始了新一轮的天下之始。从此，天命观与帝王权威融为一体，中国历史也由此走向高潮。
那么是什么造就了中国自古至今强大的天命体系思想观呢？我认为第一是来源于相对封闭的中国地理，第二来源于天朝相对“四夷”更为先进的文化观，第三来源于中国人对宗族 血缘 正统性三方面的倚仗。因为云贵高原 河西走廊 蒙古高原 山海关的险要地缘环境，所以中国能够维系内地相对的稳定和统一，同时又因为宗族 血缘和正统性的强调，中国的帝王权威能够以“君权天授”之形式而被强调，也能由此宣称自身为天命来讨伐伪朝。而当夷狄入华夏之时，也会因为中原的相对先进而快速被中华化。也正因此，在近现代以前，天命观一直使得中国能够处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状态中，形成数千年的中华文明。
时间来到19世纪中叶，马克思在总结了前人的哲学观以后，将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结合在一起，并运用在历史阶段中，由此诞生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于是，这股红色风潮在列宁以后，也迅速传入我国，形成了一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至现代化的天命观。由此，天命由“天的意志”转变为“人民的意志”，而所谓“人民的意志”却又成为了“人民领袖”新的抽象化的叙述对象，转变为了“历史选择论”与对“共产主义”的蓝图追求。
1895年第一次中日战争的失败，使得朝鲜作为中国最后一个朝贡国成为日本殖民地。从此以后，中国的朝贡体系和天朝上国叙事也不复存在。于是1902年，梁启超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主义叙事被紧密的联合在了一起。在此基础上，孙逸仙开始了“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时代，由此，中华天命观实现了基于现代国家的现代化，天之意志被人之意志所取代。
在马克思的定义中，共产主义世界即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贫富分化 实现共同富裕，而所谓历史决定论，即：人类历史必然经历若干个阶段，以最终达到和实现所谓之共产主义。为了达到共产主义阶段，自列宁以后的各个共产主义国家，无不都开始了先锋队——无产阶级专政模式。但恶果很快显现，由于先锋队不可避免的腐化和无产阶级领袖以个人专制取代阶级斗争之叙事，因此天命观下的人民逐渐不再为“广义无产阶级”。1980年以来，随着中国开始威权资本主义和经济现代化，阶级叙事 毛式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被彻底扫入过去，新天命观的塑造又一次被提上日程。随后，邓小平在新天命观中胜出，他宣告四海，天命即是“坚持百年社会主义不动摇”与“经济建设为中心”。于是，共和之意志最终又被专制之意志取代。假使在1996年的台海危机，天命观也许会是这样：
“敬告四海的中华儿女们：国民党政府不从民意，代表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利益，苛行暴政，妄自行事，勾结美夷滋乱中华，以至天下大乱，人民群众苦不堪言。我国乃人民共和之国，是历史之选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之胜利，是人民群众的小推车推出来的，中国人民及人民群众指引我们统一中国，消灭叛党。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指引下，我国必将维持相对西方之制度优势，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理想。”
那么，这样的天命观是正确亦或是错误的呢？我认为显然从历史长度来看，这是中国特有的产物，而用在了助长现代威权政治的附属物。因此，中国之民主化，也是天命观现代化之重要一步。只有将真正的民意代表为天命叙事，才能实现天命观在当今中国之使用，而非专制传统的延续。

在前不久的时间，“数学天才”姜萍因在阿里达摩院的数学竞赛初试中脱颖而出，取得了第十二名的好成绩。然而，这位数学天才却被人扒出完全和本人天才身份不符的表现，以及她在数学竞赛中完全不属于自身天赋而是作弊得来的成就。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声，姜萍却选择了沉默而不是证明自己。与此同时，阿里达摩院选择了不公布决赛成绩，承担下巨大的舆论压力将此事遮掩了起来。姜萍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是真是假，笔者我觉得无需过多赘述。因此我打算写下这篇文章，来着重说说过往数学危机以及与求真古往今来的故事，以及对我们今天的启示。
我们今天所知的现代数学，来源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是作为演绎系统的纯粹数学。早在公元前500年，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学的知识是可靠的、准确的，而且可以应用于现实的世界。相传，毕达哥拉斯第一次发现了勾股定理——当两条直角边为3和4时，斜边长为5。为此，毕达哥拉斯杀了足足一百头牛庆祝这个定理的发现，而这就是百牛定理。而时间到了公元前400年，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希帕索斯发现了：等腰直角三角形的直角边与其斜边不可通约——假如两条直角边為1，斜边的长度无法用整数和分数表示。於是他将其命名為根号二。但是此数无法用有理数来解释，毕达哥拉斯学派由此发生了分歧，也由此引发了历史上的第一次数学危机。最终，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其他人把希帕索斯关入了牢笼，并将它扔进了大海中。公元前370年，柏拉图的学生攸多克萨斯解决了关於无理数的问题。他用公理化方法创立了新的比例理论，微妙地处理了有理数和无理数的争论，第一次数学危机就这样被彻底解决了。由此可见，学术是严谨且需要被质疑的过程。正是因为真理可以被质疑和打破，所以学术王国的进步才有了质的基础。哥白尼打破了日心说的真理，所以迎来了天文学的跃进；爱因斯坦打破了牛顿经典力学的限制，所以迎来了量子力学的新时代。反观姜萍面对互联网上的质疑声浪时，却选择充当缩头乌龟，不参与任何的证明声音。玩FPS游戏被质疑作弊尚且有许多人愿意自证清白，作为一个学生乃至涉及学术领域却不肯吐露一字，这是一个学者所应有的操守么？
学术的求真，在古今中外，都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话题。早在汉代，司马迁在写史记时，为了考证秦灭魏国的历史过程，亲自前去魏国首都大梁进行实地考察。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科举考试作弊就是极其严重的行为。在清代，科举考试作弊是死罪，贿赂科举考试的考官更是罪加一等。正是因为学术的钻研需要建立在个人道德和思想的提升之上，所以弟子规有言：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学文。而在西方，学术的求真更是非常严肃的行为。个人如果在大学学术论文上有抄袭作假等学术不端的行为，是极大概率会被大学开除的。而在我国，这种学术造假不仅是在大学本科阶段就随处可见的，甚至一些发表在权威机构和论坛上的论文都有严重的造假现象。在此之前，就出现了在全市乃至全国级别的科学竞赛中，一个小学六年级学生居然写出如何遏制癌症的生物相关论文，而他的日记中，居然就滑稽可笑的写着“今天通过查百度，知道了什么是基因xxxx”这样无比荒谬的事。而这还不算完，就在前段时间，甚至我国还有一位学者发表了一部关于研究如何让“将煮熟了的熟鸡蛋反生从而孵化出小鸡”的论文。学过基础生物的人都知道，生鸡蛋变为熟鸡蛋，本质是鸡蛋中的蛋白质结构被破坏的结果，而正常做饭中食用的熟鸡蛋是没有受精结合的过程，根本不可能孵化的出小鸡的。因此，毫不夸张的说，我国的学术造假和学术不端现象，已经成为我国学术领域的巨大障碍。而要想打破这个巨大障碍，正是需要一个学术自由的土壤和能够质疑权威 挑战权威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学术的求真，也才能保障我国在学术方面的进步。因此，可以说，姜萍事件也是对我国学术的一个警示——只有在政治自由 表达自由且被舆论和民众充分监督的领域下，才能有学术环境的自由，才不会出现第二个姜萍这样的害群之马，我国才能在科研上能够追上欧美的步伐。

宪法是现代国家的一切基础，也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根基。1689年10月，英国制定出权利法案，由此开始了君主立宪制的先河；1787年，美国制定出了1787年宪法，这个世界上第二个民主共和制国家从此之后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车道上；1890年，日本又制定出大日本帝国宪法，成为了亚洲的第一部宪法。而宪法的成立，又和宪政密不可分：1891年，正在访问日本的俄国皇太子尼古拉伊（后来的尼古拉二世），在滋贺县大津市突然被警卫津田三藏刺伤。史称「大津事件」。当时的内阁政府惟恐日俄关系因此恶化，因此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要求适用「大不敬罪」判处被告死刑。但是，担任大审院长的儿岛惟谦指示具体负责审判的法官，要求按照法律规定，以普通人的谋杀未遂罪论处。最终，被告被判无期徒刑。这一案件的处理结果也显示，日本已经成为立宪国家和法治国家，并确立了法治主义与司法权的独立。
今天，在共党统治下，中国正面临著宪法与宪政的问题——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在这种现实政治下，许多海内外的知识分子由此提出了各种方案，来改变现状。
从宪政主义角度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是一部恶法，绝不可用于民主共和国。有人以为这部恶法只要删除总纲第一条和第二条就可以变成好宪法，那是基于对宪法学的无知，是典型的糊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製宪初衷到宪法内容，再到语句措辞，全部都是为了维护共产党一党专製，从宪法学层面，就是恶意十足。这部宪法故意留下了大量的漏洞和自相矛盾之处，以便于执政者灵活使用。
众所周知，宪法在司法一章往往会写明「司法中立」，中共的宪法也不例外。在中共宪法里面，第一百三十一条明文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乍一看这是维护司法独立。可是这一条故意留下一个漏洞，那就是法院虽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可是共产党算不算社会团体？这就是模棱两可了。熟悉中共语言习惯的人应该大致了解，中共当局所说的社会团体，往往指摄影家协会，妇女联合会这样的半官方民间组织。按照这一条，只要在语言层面上把共产党排除在社会团体之外，它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干涉司法。这还没完，宪法的第一百四十条又紧接著要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製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细读之下不难发现，这一条跟上面的一百三十一条其实是互相矛盾的。什么叫「互相配合」？如果法院判决还要配合公安(公安当然算行政机关)和检察，那「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干涉」又从何说起？
这样的故意留下的漏洞比比皆是，再例如宪法第五十九条提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法律规定。」就是令人发笑。一部宪法居然连国会代表怎么产生都不提，还要由普通法规定。为什么？因为如果写上「全国人大代表由省，自治区人大代表互选产生」就太难看了，就与「人民代表「的名称形成反差。所以就干脆不写，直接由普通法定之，既好看又实用。这其实就是恶意立法的例子。中共当局根据这一条，就可以合法地回避民间提出的人大代表普选的要求。
更奇葩的是，82年宪法还在国家主席之外，另立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军委主席。这个军委主席也有两个「法身」，一个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一个叫做「中国共产党军委主席」。按照製宪者的设计，两个军委主席其实是同一人，两个军委的委员名单和职务也必须完全雷同。但是由于全国人大和党代会并非同时开会，每次换届期间都会产生一个国家同时有两个军委主席的「宪政危机」，为了保证名单雷同，人大的选举程序也在法律层面上变成走过场。
这样的例子太多，举不胜举。总之一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一部恶法，其中的每一条都是围绕如何在民主的外衣下维持一党专製的邪恶製度来遣词造句的，是对无法无天的法律认定。这样的恶法绝不是修改或者删除一两条就能用的。
在中国这样的国情下，製宪是一个成本极高，风险极大的事情。它并不是像美国那样一群民意代表坐在一起，经过几十天讨论就可以产生新宪法那么简单。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製宪史。清政府製宪尝试暂且不表，仅中华民国的製宪道路可以说艰难曲折。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到《天坛宪草》，后来袁世凯又搞了一部正式约法，结果很快就跟著袁世凯进了坟墓。再到后来曹锟贿选国会製定了一部非常接近美国宪法的中华民国宪法，结果连一年都没有到就被废除。再往后，国民政府为了製宪多次尝试召集国民大会，内忧外患之下一直拖到了1946年，终于和共产党，民盟坐在一起讨论了宪法草案，结果共产党又拒绝出席製宪国民大会。最终製定的中华民国宪法也成了国共彻底决裂的标志，共产党代表团要求国民政府必须废除宪法，否则不和谈。国共内战由此全面爆发。到了1949年春天，国共在北平重新和谈的时候，共产党的和谈条件第一条就是「废除伪法统」。
这些事情并不遥远，製宪最需要权威，而中国是一个大国，各派势力坐在一起商讨製宪，还能通过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有权威的宪法，这个看似简单的事情确是难度极大，风险极高的工作。选举製宪代表，起草宪法草案，召集製宪会议，讨论通过草案，每一步都险象环生。如果各怀心思还算正常，但杯葛拖延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宪法难产事小，分裂内战事大，搞不好就是腥风血雨。就算和平製宪，可是宪法缺少威信，有势力不接受，那也增加了行宪的困难。因此，只在共党的宪法上修改，是不可行的。
製宪最需要权威，而中国是一个大国，各派势力坐在一起商讨製宪，还能通过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有权威的宪法，这个看似简单的事情确是难度极大，风险极高的工作。选举製宪代表，起草宪法草案，召集製宪会议，讨论通过草案，每一步都险象环生。如果各怀心思还算正常，但杯葛拖延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宪法难产事小，分裂内战事大，搞不好就是腥风血雨。就算和平製宪，可是宪法缺少威信，有势力不接受，那也增加了行宪的困难。
最好的办法就是恢复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就回避了重新製宪这一环节。由于国民党的退让，尽管共产党杯葛製宪国民大会，但最终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与各方一致同意的草案基本相同(当时共产党声称该宪法违反政协草案是胡搅蛮缠，是为了打内战而寻找借口)。由于製宪过程充分民主，宪法内容经过各方讨论商定，宪法的权威性得到了保障。
虽然製宪过程存在瑕疵(在中共拒绝出席的情况下，召开製宪会议违反政协决议)，但中华民国宪法在製定之后，在中国大陆举行过一次国会代表选举，召集了第一次国民大会，选举了正副总统，民选国会的召开是对宪法权威性的追认，就如同办理结婚是对婚前生子的追认。此后内战失败，该宪法一直在台湾适用。虽然增修若干次，但是主体部分基本未动。将宪法恢复到中国大陆，就等于回到1948年行宪的状态，製宪的风险就不存在了。
宪法製定之后，行宪又是成本巨大的事情。中国大陆仅仅在1946-1948年短暂施行过民主选举和召集民选议会。经过共产党长期的管理，中国之民众严重缺乏民主训练，宪法的司法实践也几乎为零(事实上中国迄今唯一的一次宪法司法实践就是齐玉苓案)。这样的社会行宪难度可想而知。民众缺乏法制意识和民主参与经验而民粹主义盛行，导致民主制度被颠覆也不是没有先例(例如德国魏玛共和国)。
中华民国宪法是在大中华圈内唯一一部被严格施行的民主宪法。依照该宪法，台湾经历了地方行政长官选举，国民大会代表增选，以及后来的总统直选。宪法的半总统製架构也经过了台湾的几十年实践而终渐成熟。
恢复中华民国宪法的另一个最大优点，就是可以直接把台湾的行宪实践和司法实践搬过来。假如中华民国在中国恢复主权，台湾的法官可以直接充实中国的司法机构，台湾的选举经验和国会议政经验可以直接为中国效仿，从而回避了民主制度建立之初的很多弯路。
从内容上说，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最适合中国国情。该宪法的製宪方包括了代表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和代表工农利益的共产党，以及第三方面。他们的宪法草案也考虑到了中国各方利益。举例说，人权保障一章，就加入了共产党极力主张的「警察抓人必须在24小时内移交法院审理」。(众所周知，2019年共产党抓了杨恒均之后半年都没有移交法院。)这样的政治对立气氛，反而极大地提高了宪法的公正性和对人权保障的力度。
早在1923年的曹锟贿选宪法，联邦制宪法就诞生了。1946年在讨论宪法草案的时候，共产党也要求过施行联邦制，被国民党否决。联邦制在中国多次被尝试，最终被放弃，其中的原因复杂。但是中华民国宪法以及充分考虑到蒙古和西藏两个地方的利益，施行蒙古和西藏的地方自治製度，其实已经为中国未来提供了一套方案。
恢复1946年宪法，不是否定联邦製，因为任何宪法都可以被修改。如果将来证明联邦製更适合中国，只需要修改相应的章节（第十一章）即可，完全不必要因此重新製宪。
恢复中华民国宪法，是实现中国民主和富强的最佳方案。在中共的专製阴云之下，台湾长期坚持该宪法，将其视为民主的基石。未来中国如果采用了该宪法，那么恢复中华民国法统的障碍将瞬间消失。届时，两岸各有一个使用该宪法的「中央政府」不仅是毫无道理的事情，而且根本上违反了宪法的诸多条款。
中华民国宪法中当然有过时的条款，比如宪法规定国民大会代表的数量，是每五十万人口的县选举一名。这个比例是按照当时中国4.7亿人口来计算的，如果按照今天中国的人口数量，就有点多了。但是这样的问题完全可以从技术上去修宪解决。
中国的民主化也是如此，如果有现成的优秀宪法在台湾适用了多年，重新制宪就是废除不切实际的事情。如果有民主化的捷径可以走，「摸著石头过河」绕远路就无法说服民众。中国经不起折腾，共产党折腾了中国多年，因此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少折腾。毕竟按照物理定律运作，比按照个别人的意志运作，要可靠的多。本人也坚定地相信，那一天会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