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已经是去年七月末发售的作品，但对于个人而言，它的文本、叙事和人物塑造完全可以和今年的《纸房子》并列，共同列入国产ADV游戏中的双擘和翘楚。

同样是以点带面的群像剧，同样是通过局部视角对现实的深刻侧写，区别之处在于，比起《纸房子》侧重于人物情感层面的联系和发散，《沉没意志》则将重点放在了与职场氛围息息相关的社会关系塑造上，由是来展现混杂着浓重现实主义风貌的众生相，和藉此探讨建立在群像之上的严肃社会议题。人物构成方面，众多性格独立的女性角色塑造和相对其他国单ADV而言较为正常的男性角色塑造，使得阅读文本带来的体验较为顺畅和鲜有不适，同时也为玩家提供了不少生动的、足以令人印象深刻的鲜明角色的相关剧情记忆。纵使游戏的剧情中充斥着许多抽象的二元价值对立，和由此映射出的、主创人员对部分社会现象的苦苦思索，但好在制作组最终没有选择把相关思考变成主观意图上的表达，而是客观且克制地记录了名为戴士杰的个体社会遭遇，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为玩家的感触和思考提供了充分演练的空间。

美术风格上，本作采用了2D化的视图呈现方式，人物尽管采用了无面容特写的形象特征，但游戏依然凭借着具有高识别度的人物整体造型、微妙的面部变化和人物的肢体动作，很好地向玩家展示了不同性格之间的具体人物特质。基础游玩体验方面，《沉没意志》采用了对话气泡框和具有时间限制的多重对话选择作为文本呈现的基础方式，以使玩家获得区别于寻常视觉小说的沉浸感；而担当添头的QTE环节则在承担了部分演出作用的同时，亦为剧情中与此相关的冲突环节增添了些许紧张的氛围渲染。

难以避免的是，本作并不是十全十美的，而它的缺陷主要集中在优化问题和目前版本所具有的个别影响游戏体验的BUG上。首先，或许是受限于技术条件的缘故，在运行游戏一段时间后，笔者的电脑风扇会不可避免地呼呼作响（个人的显卡是3070ti）；其次，目前的游戏版本存在着部分场景下人物2D视图缺失的问题（如第二天筛选组的实作中和部分应聘者谈话时，和徐媛在一楼的寂静大厅第一次正式谈话时），而在这种状态下倘若选择退出至主界面，那么主界面的可动2D视图和UI将全部消失，徒留一幅空洞而诡异的背景底图。

“生命政治（Biopolitics）”这一社会概念，源自福柯对现代性权力运作的考察。通过运用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等方法对即有历史的发掘，福柯指出，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统治阶级作用于被统治者的主权权力，已然由过去封建社会直接的生杀予夺转变为针对身体和人口的精确治理技术（以服务于资本主义对社会生产的需要）。在身体治理上，资本主义通过学校、工厂、军营等阶级再生产/社会生产的基本社会单位，对个体予以能力的培训的同时施加劳动纪律，使之成为即能带来经济效益又顺从于主流社会规范的身体；在人口治理上，资本主义通过一系列公共调控措施（如生育政策、公共卫生等）来管理人类种族的生老病死和健康状态，藉此确保人口的持续优化。具海根在《韩国工人：阶级所形成的文化与政治》一书的考察中，即很好地借鉴和运用了由福柯所确立的这一方法，将其融入到马克思主义视野下对朴正熙政权统治下的高速工业化时期（1960s-1980s）工人阶级所遭受的具体劳动治理的分析中，出色地完成了一次关于韩国劳工史的书写。

对于由福柯所正式确立的这一概念，阿甘本则进一步予以延伸，将它推及至现代主权权力在律法方面的统治。阿甘本认为，当代主权者（the sovereign）将“赤裸生命（即生命纯粹作为生物而活着的自然状态）”排除出公民定义和法律边界的同时又纳入国家机器的公共统治中，这一现象可以追溯至古罗马时期对“神圣人（H o m o Sacer）”的界定：神圣人可以被任何人杀死，而杀人者不构成犯罪，同时ta又不能被用于宗教祭祀，这就使得神圣人陷入了由双重排除所带来的真空状态中——ta虽然活着，但ta的生命并不被承认为政治性或是宗教性的存在（如公民）；与此同时，ta又被纳入到主权权力的直接统治下。现代社会中，主权者则通过制造和宣布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如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反恐战争、难民管理和针对公共危机的治理等），悬置法律对于政治生命（如公民）的常态保护，从而创造出沦为赤裸生命的“神圣人”——那些生命虽然被国家管理和控制，但却不享有完整政治权利的人，而例外状态的常态化（如法国在奥朗德时期和马克龙时期的政治动向）正是当代资本主义统治的底色。游戏中，无论是来到湾北谋生、居住在“菌窟”中、替寂静这样的AI运算工厂提供算力的数十万不具备身份证明的底层贫民，还是寂静的地底深处沉睡着的核心真相，毫无例外地均是如上述所言这般的赤裸生命。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到极致的产物，游戏中的赛博朋克社会（尽管它在制作组的构建与描述下有着许多当前社会直接的影子）同时亦是生命政治被推进至极致的产物：在资产阶级的社会代表（各种托拉斯企业及其法人代表）与国家机器最直接的融合与治理下，人类的自然生物活动被进一步纳入到剩余价值生产的范畴中（如游戏中被提及最多的算力供给），而资本则不断地将新的生命领域（如游戏中的健康数据、基因遗传等）商品化，将这些生物性的要素转化为新的利润增长指标与渠道，使生命本身成为价值生产的直接源泉；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通过人口管理、公共城市空间塑形和将潜在的社会矛盾转化为技术治理层面的绩效指标问题（如寂静内部各层的新闻播报所呈现的内容，如筛选组和操作组之间被从结构性层面设计好的矛盾），以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藉由公共媒介所构筑的询唤装置（阿尔都塞语）和与此相应的后真相治理（见各类NPC的日常对话文本），共同造就了一副“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公共技术图景，藉此来持续捕获作为资产阶级社会集团的一部分的中产阶级体面市民（如严胜和、朱禄等人）和同菌窟贫民一样处于不稳定状态的小资产阶级（如郑纬）。在将诸如菌窟贫民这般的社会群体排除在外的同时，呼吁作为某种意识形态选民的他们来保卫“现代生活”免于崩塌。

至于类似游戏中的“算劳”们被赋予的身份认同构建和普遍的社会状态，《返乡工伤者的疾痛叙事》一书中有着相似的呈现——它翔实地阐明了因工伤（对应着游戏中的榨脑事故）而返乡的工人在资本主义市场配置以及社会关系、政策、家庭、医疗等诸要素的交叉作用下所遭受的身体/意识塑形。在《沉没意志》与筛选组有关的相关剧情里，算劳们（如刘汉铭、骆思敏等人）一方面由于自身所呈现出的直接言行和与此相应的社会从属，而间接遭到如朱禄这类人的鄙夷与践踏；另一方面，他们的这种粗俗、道德低下或是“不负责任”，与他们所身处的那种阶级出身背后的结构性暴力和由此造成的社会匮乏又是息息相关的。

纵使主角在剧情中的活动范围和能力范畴对于庞大的社会背景而言十分有限，但制作组依然在有限的视角中，巧妙且充分地展示了主角（即玩家自己）通过戴士杰在五天内的人生经历所接触到的群像剧，和与此相应的种种社会百态。

除了具有高完成度的各类人物弧光塑造和社会关系描写外，无论是玩家在支线和主线的对白中所做出的每一个选择、对其他角色所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将会在相关角色本身的性格特点和主角的行动所发挥的主观作用下悄然酝酿，最终于因果成熟之际诞生出情理之中的回馈——而这正是《沉没意志》最为精妙的部分：玩家将深刻地体会到由自己的意志所亲自造就的结果，以及游戏本身的剧情变化与玩家之间形成的良性交互的合理之处。

此外，游戏中的所有角色在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况下，几乎无一例外地遵循着自己原本所处的社会身份和与之相符的生态，并不会出现脱轨或是令人错愕的意外发展；而即便是玩家通过操纵主角所产生的主观能动性去推动剧情，这些人物所产生的相关反应也不会超过他们所能抵达的最大社会限度，而这正是本作之所以能产生顿挫现实之感的直接原因。只是，纵然局促如此，如同徐媛抑或白壁虎所暗示的那般，在全面开动且逐渐加速的社会机器的运作面前，鲜少有人能够在有余裕逃避的短暂确幸下免除最终被卷入的命运。

剧情里，主角所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万象幕后的暗流涌动，抑或来自鸮队的隐秘威胁，而是它们背后一整个如前文所言般高度威权化的赛博资本主义社会和它的运作体制。在先锋队并不存在，且社会阶级力量对比悬殊（见程芳提及的游行示威相关生态）、群众普遍意识不明朗（见部分NPC相关争论）的情况下，仅凭作为个体的主角或是张隆生一时间的意气用事，最终除了如绽放的烟火般转瞬即逝、白白牺牲外，并不能显著扭转名为社会情势的庞然大物。

在游戏末尾所提供的四个结局选项中，不管是选择引爆炸药，还是寻求兰花党的庇护，都难以在故事的终局迎来阶段性的胜利：一者仅仅只是主角出于个人义愤对社会生产的单方面破坏（工业革命期间的卢德运动则与此截然不同），而非有目的地夺取工厂并予以改造（尽管这对于主角在剧情中的力量和整体处境而言是不可能的）；一者缺乏明确的目标、诉求和纲领，终究只会如同布朗运动般继续漫无止境地发散下去。如此审视下，只有接过手枪、加入鸮队（尽管游戏中的情境十分苛刻且残酷），主角才能勉强地于其中获得一线微末的生机和制造未来际遇的可能。

无论是本质上作为资产阶级家丁的鸮队，还是行动准则与十九世纪末期以“行动宣传（propaganda of the deed）”为主要纲领的无政府主义者们极其相似的兰花党（彼时主流的无政府主义社会运动即是以针对统治阶级的暗杀行动和破坏试图唤起群众的革命热情，在遭到资产阶级的强大反扑和宣传效果不理想后，才逐渐转向后来的总罢工），或是出于自身的性质，或是缺乏清晰的理论认识、总体性的政治纲领和可持续的群众实践运动（以及与此相应的对群众的争取），显然都无法从根本上撼动游戏中的赛博社会生产关系的根基。至于如叶宜桦和郑纬等人所幻想的、凭借着主观的朴素道德和抽象正义、在不改变所有制的情况下替寂静这台社会机器的齿轮四处添补，期冀它变得“健康”，无异于是割肉饲虎（后来的剧情中，郑纬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扬汤止沸，只不过于暂时的高层权力斗争的喘息间隙中，得以显现出一层温情脉脉的表象罢了。

如司徒宁在结尾的演出中所意识到的那般，要想“身边站着众多志同道合之士”，终究还是需要广大的普罗群众对于愈发恶劣的社会环境的普遍认识。针对这点，乌里扬诺夫在他的知名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曾经这般论述道：

“……要真正使整个阶级，真正使受资本压迫的广大劳动群众都站到这种立场上来，单靠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这些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一条基本规律，现在这条规律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德国都得到了十分有力而鲜明的证实。不仅没有文化、大都不识字的俄国群众，而且文化程度高、个个识字的德国群众，都必须亲身体验到第二国际骑士们的政府怎样懦弱无能、毫无气节、一筹莫展、对资产阶级奴颜婢膝、卑鄙无耻，亲身体验到，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必然是极端反动分子（俄国的科尔尼洛夫、德国的卡普之流）的专政，然后才能坚决转到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来。”

自然，彼时初获新生的苏俄和第三国际尚且如此，更何况是游戏中主角一干人等所亟需面临的重重社会困境了。只是，同样如同司徒宁所言，比起无边无际地等待群众的自发意识，倒不如抓住主动出击的时机，从而促成这一局面的形成。问题在于，无论是拥有朴素正义的张隆生也好，抑或秉持着社会公义和进步观念的芳也好，是否能够在真正意义上成为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仍然身为资产阶级鹰犬的司徒宁等鸮队异见者，能否最终建立广泛的社会影响，并摆脱鸮队（以及背后的大企业）的控制，稳妥而确切地做到“进一步，退两步”吗？这一切未尽的后续，有待于续作进一步的处理和阐释；而某种仅仅存在于预想中的、廉价的“彻底解决”方式，显然也会透支本作所建立起来的现实主义氛围。

尽管游戏中几乎90%以上的时间里，玩家都是通过操纵戴士杰的躯体来面对他的社会关系和相应处境的，但藉由序章中巧妙的叙事主体转换设计，玩家得以自然而然地将自我视角置入故事之中，对遇见的不同人物和与他们相关的剧情做出符合本心的评判；而对于玩家的这些决断，游戏中的剧情发展同样地做出了符合玩家所想的回应，这其中亦包括着让玩家意识到屏幕之外的自己正在与文本进行直接对话的meta情节（见结尾处的彩蛋）。

至于戴士杰本人，在没有遇见主角之前，他虽然心性不坏，但总体而言是一个“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人物，之后则会在主角和芳的双重影响下逐渐意识到个体逃避的无用。玩家倘若待之以诚、悉心照料，戴士杰自然会把玩家视作友人并投桃报李；但倘若玩家始终恶言相向、我行我素，那么他就会在最后强行夺舍玩家的控制权，替代玩家做出加入鸮队但不与司徒宁结盟的选择。

故事中，她是有如西西弗斯般推动滚石的存在。比起具有核心理念和立场的某种政治领导核心，司徒宁更像是着眼于通过理性决断来解决局部问题、兼具部分机会主义性质的战斗机器，所以她也就只能一次次地竭力停住名为社会矛盾的火车，而难以更替它所要驶往的那道轨迹。

经由核心剧情的相关演出后，相信许多人对她的观感会由之前的钦佩转为惊愕，乃至鄙夷，认为她不过是一个冷血而充满世故的存在，而这一切的发生实则早有预兆：在与主角的交谈中，宁曾不止一次提到自己在执行任务和解决问题时，宁愿牺牲局部利益也要达成长远斗争的目标，而这则使得她看似高尚的道德心并不受到实际的社会俗常规范的束缚，她的“正义”也随着具体目标的变动而始终在变动着。自然，结尾处面对“祖母”的考验时她的退让与隐忍（以及由此对张隆生和主角的坦诚），也是意料之中的变化了（尽管严胜和最终有可能会因为主角之前的布局而被扳倒）。

饶是如此，宁并不是某种始终输出绝对理性的结果的运算工具：对于张隆生，她并不希望这位善良的徒弟走上自己曾经的道路，所以在他的身上种下了新的希望；对于23，她其实是自责和愧疚的（见第四日的剧情）；对于主角的安慰与理解（玩家倘若这么做的话），她发自内心地对主角表示感谢，也同样希望主角能理解和信任自己；而对于种种偏差的纠结和自省所带来的痛苦，同样掩盖不了她的自我认同和行动，也无法阻挡她对于自身理念时时刻刻的直面，而这正是23不能理解宁的地方。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宁对于自我的正义的主观认同，如同先前所言，始终是基于机遇和环境的变动上的，也同样始终基于主观的抽象道德。这使得她无法真正认识到长远的事物和拥有某种根本立场，也无法在真正意义上担任严肃的政治团体领袖（当然，她实际上也意识到自己并不是这样的人）。也正是因为如此，芳的存在和作用对她的团队在今后可能的发展而言，事实上是不可或缺的。

悲惨的昔日经历和来自司徒宁的及时帮助，使得他形成了混杂着强烈的个人私怨的、朦胧的社会正义感，同时也以自身的视角崇拜并景仰着司徒宁所具有的力量。故事中，倘若没有与主角相遇，他大概会在情绪化的波动和天真的主观认识中一头撞上万象企业的高墙，最终在做出抉择时走向自我毁灭的道途。

话虽如此，如同璞玉般未经世事雕琢的部分特质（譬如因自身的经历而产生对他人的同理心），是隆生这个大小孩身上难能可贵的地方，亦是司徒宁在第四天末尾和第五天在他身上发现的希望所在（这也是为何宁没有决定把师傅的配枪交给他的原因）。也正是因为如此心性，隆生才能在剧情中与主角、23和宁等人存在认真交流和改变自身的可能——他并不是某种一成不变、油盐不进的人。

在隆生的相关支线剧情和人物对话中（尤见第四天末尾从面店出来后的谈心），主角将直面他的情感背后的不成熟与困惑，并有机会对他的优缺点进行引导与批评。在主角的介入下，隆生会逐渐地褪去昔日的冲动与徘徊，最终蜕变为值得信赖的可靠战友（在如此选择的前提下，隆生会在第四天的面馆谈话中指出23的错误和对宁的理解与共情，这段对话能充分体现他的成长），同时他的初衷也会以优化后的理性形式得到保留。

或许是没有认真游玩的缘故，个别玩家在忽略剧情中大多数情况下直接提及的支线任务与主线之间所产生的交互（以及这种关联所试图塑造的社群关系流变）的前提下，对张隆生在终局时做出的抉择感到愤懑与不解，并试图以此全盘否定张隆生的人物塑造。问题在于，是否要纠偏或是漠视张隆生，全然直接取决于玩家自己的主观选择；做出了漠视张隆生这类“问题人物”的抉择，却要怪人物在如此逻辑发展下的结果是自己所不能接受的，不愿意对此有所承担，除了对游戏本身在人物关系递进上的设计意图的轻视外，是否是自身对他人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呢？当然，对于另外一些本来就沉迷于对某种理想人际关系的中产阶级审美或是社会战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中的体面绅士们而言，自然是无法理解上述内容的。

看似热情且充满幽默，随时随地都在调侃同伴（如主角和隆生），但这其实只是她和旁人保持某种微妙距离的一类外饰。外热内冷的内在，才是23的故作轻松下真正的姿态。

对于司徒宁，23的爱无疑是心无旁骛且自私的：一方面，她期盼着宁的表现符合她心中期望投射下的那个高尚的形象，并将这种期待无意识地叠加在宁的身上；另一方面，她又不愿意宁因为自身的抉择最终导致这个形象濒临破灭（与宁相比，她回避了自身的真正动机，因此才会在逆境测试方面与宁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宁可无视宁本身的自主性也要维系这种事实上的幻象。在如此意愿的交织下，她才做出了第四天末尾那令人讶异的选择，也意外地因此而拉近了与宁之间的心灵距离。

从另一层角度上来讲，司徒宁平日里的表面人格和对于亲密关系或多或少的下意识回避，也是造就23的忧心忡忡和自惭形秽的根源。至于这对情侣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在今后继续发展，游戏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作为戴士杰的女友，比起戴士杰本人的小富则安，她的社会立场在故事的一开始就远远走在戴士杰的前面（虽然这也导致了她被彻底卷入无法逃离的纷争）。她和戴士杰之间的关系无疑是平等的：剧情中，她或多或少地引导着戴士杰的想法，而戴士杰则在精神上默默支持着她的自主性与斗争意志，两人并不构成其中一方对另一方的依赖或是压制，而是作为彼此的侧翼，互相支持并尊重着对方的自我与选择。

如同天使般高洁的心灵、丰富的同理心和我为人人的社会立场，显然是芳这个人物最为引人注目的所在。秉持着朴素的进步观念和较高的道德感，她意欲投身于改变社会和万象本身的浪潮中，却在命运的邂逅中意外地得知了万象背后的黑幕。天真的芳拿着手头的证据试图和万象高层当场对峙，然而她对统治阶级及其代理人的真正面目完全没有任何认识，这也直接引发了后续的一系列事件。

随着后续几日里的遭遇和与司徒宁等人的相处，芳也逐渐地从最初的理想主义转为意识到选择背后意味着的责任与担负，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得她对于自己所坚持的事物更加坚定，也更干劲十足（见接过手枪、加入鸮队的结局）。令人遗憾的是，截至游戏终局为止，除了社会阅历和职业经验层面的积累，芳对故事中的社会认识始终停留在朴素的社会公正理念和自我道德层面上，未能对赛博资本主义的运作深因进行充分地剖析。她是否能够成为引领司徒宁的力量，全然取决于续作中可能的表现。

都是性格宜人、综合能力突出、受到下属的拥护和爱戴的团体小领导。除了考虑问题的视角和处事方式有所不同外，两人对于寂静的去留考量都有各自的部分道理。

造成两人之间的误解的最大因素，是操作组和筛选组之间的业务隔阂，而潜藏在这种表象背后的则是更为深沉的事物：在现代科层制的企业管理中，企业作为“资本逐利性”的人格化身，其最高目标是利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管理层往往会设计出一套看似“客观”的KPI考核制度，并将其下放给不同部门。这种制度设计，在客观上会将源自于资本增殖压力的结构性矛盾，转化为部门之间、员工之间的“横向矛盾”。员工不再将矛头指向制度本身或管理者，而是陷入了与其他劳动者的零和博弈之中。老板的“缺席”，并非真正的缺席，而是一种更高明的在场——ta通过制度的设计，让员工们彼此监督、彼此竞争，而自己则隐于幕后，稳坐最终的裁判和受益者。

很显然，筛选组与操作组之间的龃龉，并非出于某种“业务能力不足”或是“没有主观改变的意愿”，而正是在于上述所说的症结之处（自然，游戏中所呈现的寂静各部门冲突比起现实情况而言，更像是经过了一定简化后为叙事服务的产物，但依然十分深刻）。从根本性质上来说，于郑纬的意见而言，如前文中所述的那般，他的留厂举措终究只是让算劳们从猛烈的社会浪潮转向慢性的社会死亡罢了；于吴俊恩的想法来说，他的建议终究也只是基于个人道义和工作责任考量下治标不治本的行为，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菌窟的数十万底层人民在未来将要面临的命运。

前者几乎是郑纬的全面plus升级版，只不过比起郑纬贯穿始末的主观善意，多了许多现实利害下的权衡与考量。至于后者，她看似是个极度势利的人，实则于强势的外表下有着重视重要的人事物的一面，但会毅然地为了这种重视而利用作为“共犯结构”的体制，去主动地倾轧任何敢于阻挡她的人。剧情中，主角一行人的目标和举措并不构成对徐媛高管生涯的威胁，而戴士杰的本我性格也与她颇为相近，程芳又是她十分重视的朋友，这也正是她为什么愿意向主角敞开心扉和提供部分有限的帮助的原因。

和白壁虎一样，徐媛看透了游戏中社会体制的本来面目和基础规则，而她也由此对戴士杰往昔被动的人生态度作出了直观的劝诫和警告；只不过，在社会立场的建议上，她始终保持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态度。自然，在徐媛的心里，她非常清楚自己一旦做出同流合污的抉择，那么有朝一日或许会为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相应的代价，而她也并没有像严胜和那般对这一点进行任何避讳或是辩护。

剧情中，最能体现这些作为统治阶级社会集团的成员性质的人物对话片段，无疑是郑吴两人与朱禄的谈判、眠神实验室中众人与傅瑞光的对谈，以及作为最终舞台的寂静天台上主角和张隆生与意欲逃跑的严胜和之间的对峙这几处情境。

这其中，最大的焦点人物，自然是以万象执行长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里的严胜和。对于外界和媒体而言，他是颇有社会威望的慈善企业家和成功人士；对于名为万象的庞大机器而言，他只不过是资本在社会支配的环节上具体的道成肉身罢了。对于结尾天台上张隆生向他发出的、尚显稚嫩的质问，严胜和虽然轻松地揭示了张隆生的话语间内在的模糊与逻辑上的矛盾之处，但他同样亦是用隶属于剥削阶级的抽象道德视角，将万象的具体利益包装成冠冕堂皇的“社会责任”和“全民意识”（这也是资产阶级在统治社会主流意识上最为擅长的把戏，即将自己的特殊阶级利益包装成“全民的”、“公共的”），从而巧妙地掩盖了自己行为背后的责任；而这也使得我们的主角能够利用这点驳斥他那如同智术师般的诡辩，由此令严胜和陷入有口难辨的境地中。

似严胜和、朱禄、傅瑞光这般人物的轻狂与飞扬跋扈，只能充分地证明如下所述的情况，即游戏中赛博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技术拜物教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一种程度：商品交换和技术更迭背后人对人的支配关系已然彻底被物与物的交换关系所遮蔽，社会的主流意识则不假思索地把物与物之间的表象关系视为全部且唯一的社会关系，而人的活劳动则被视为是它们的附属，而这正是朱禄敢大言不惭地说出类似“低端人口”之类的发言，或是傅瑞光敢于对新型算力供体进行技术伦理断言的直接原因。

对于菌窟和湾南的广大无产阶级和其他边缘群体（尽管游戏中没有直接提及）而言，他们在事实上作为基层滋养了这个贫富差距悬殊的阶级社会，而社会主流本身则把他们视为“赤裸生命”予以非人化并排除在外，且令他们在媒介中彻底失语。自然，这种只隶属于部分特定社会阶层的“现代生活”，是全然不值得他们去捍卫的。